所謂《滅蠻經》之探究（二）～台灣六愚

所謂《滅蠻經》之探究（二）～台灣六愚


二、出書為唐玄宗時期，作者為一行僧。
一行禪師，西元683～727年；原名张遂，出家法號為敬賢，號大慧禪師；《舊唐書．方伎．僧一行》：「僧一行，姓張氏，先名遂，魏州昌樂人（六愚註：今河南省濮陽市南樂縣），襄州都督、郯國公公謹之孫也。父擅，武功令。一行少聰敏，博覽經史，尤精曆象、陰陽、五行之學。時道士尹崇博學先達，素多墳籍。一行詣崇，借揚雄《太玄經》，將歸讀之。數日，復詣崇，還其書。崇曰：『此書意指稍深，吾尋之積年，尚不能曉，吾子試更研求，何遽見還也？』一行曰：『究其義矣。』因出所撰《大衍玄圖》及《義決》一卷以示崇。崇大驚，因與一行談其奧賾，甚嗟伏之。謂人曰：『此後生顏子也。』一行由是大知名。武三思慕其學行，就請與結交，一行逃匿以避之。尋出家為僧，隱於嵩山，師事沙門普寂。睿宗即位，敕東都留守韋安石以禮征。一行固辭以疾，不應命。後步往荊州當陽山，依沙門悟真以習梵律。
　　開元五年，玄宗令其族叔禮部郎中洽齎敕書就荊州強起之。一行至京，置於光太殿，數就之，訪以安國撫人之道，言皆切直，無有所隱。開元十年，永穆公主出降，敕有司優厚發遣，依太平公主故事。一行以為高宗末年，唯有一女，所以特加其禮。又太平驕僭，竟以得罪，不應引以為例。上納其言，遽追敕不行，但依常禮。其諫諍皆此類也。」
由此可見，一行僧不僅聰穎過人，而且是精通天文與數學之計算；而且是被唐玄宗器重的學者。
事實上，僧一行在我國歷史上的天文成就，依然被當代天文學家所推崇。不僅如此，一行僧的天文曆法概念，至今依然深深的影響了日韓等國。
另外，由於僧一行之名氣及影響力及於外邦，其佛學理論與思想，亦直接地影響西藏佛教，故而亦有人尊稱一行僧為「密宗始祖」。
或許是一行僧的名氣，受到後代學術二界推崇之原因；加上古代之著名術家多為學者、音樂家或是天文學家，故而託名一行僧的數術著作甚多；風水著作自然也不例外。
因此，後人認為《滅蠻經》為唐玄宗下旨令一行所撰之偽書。
只不過此說依然有其疑點。
（一）根據《舊唐書》之記載而言，雖然僧一行被歸類在「方伎」篇中；然而，該篇並未有提一行與風水有關之任何記載；僅是在篇末提到「時又有黃州僧泓者，善葬法。每行視山原，即為之圖，張說深信重之。」之一句話而已。（註：據聞編撰《新唐書》之歐陽脩與宋祁等人，對於佛教有偏見，故而諸如玄奘、一行等佛門之事蹟，並未被列入記載。）
況且，自唐玄宗登基後，一行忙於天文之測量以及《大衍曆》之編撰；《舊唐書》：「一行尤明著述，撰《大衍論》三卷，《攝調伏藏》十卷，《天一太一經》及《太一局遁甲經》、《釋氏系錄》各一卷。時《麟德歷經》推步漸疏，敕一行考前代諸家曆法，改撰新曆，又令率府長史梁令瓚等與工人創造黃道游儀，以考七曜行度，互相證明。於是一行推《周易》大衍之數，立衍以應之，改撰《開元大衍歷經》。至十五年卒，年四十五（註：釋家著作《釋門正統》的推算則認為一行僧享年應為五十五歲），賜諡曰大慧禪師。」
因此，若要牽強附會一行僧為《滅蠻經》之著作者，其證據似乎顯得薄弱些；此為一疑也！

（二）略有歷史常識的人皆知，唐玄宗本人篤信道教，並視道教為國教。《舊唐書．禮儀志》：「玄宗禦極多年，尚長生輕舉之術，於大同殿立真仙之像，每中夜夙興，焚香頂禮。天下名山，令道士、中官合煉醮祭，相繼于路。投龍奠玉，造精舍，采藥餌，真訣仙蹤，滋於歲月。」《舊唐書．方伎》篇：「玄宗好神仙，而欲果（註：即張果老）尚公主，果固未知之。」《全唐文》：「朕（註：唐玄宗）粵自君臨，載宏道教，崇清淨之化，暢元元之風，庶乎澤及蒼生，時臻壽域，積以歲月，未嘗懈怠。」「大道先於兩儀，天地生於萬物，是以聖哲之後，咸竭其誠。今後應緣國家致命，表疏簿書，及所試制策文章，一事已上，語指道教之詞，及天地乾坤之字者，並一切半闕。宜宣示中外。」等；北宋史學家范祖禹，在其史論著作之《唐鑒》中，對於唐太宗的評論是「開元之末，明皇怠於庶政，志求神仙，惑方士之言，自以老子其祖也。故感而見夢，亦其誠之形也。自是以後，言祥瑞者眾，而迂怪之語日聞，諂諛成風，奸宄得志，而天下之理亂矣。」
由此可知，唐太宗迷戀道家之程度，委實令人感到不可思議。
問題是，風水術背後藏有大量的法力思維，自道教在我國歷史舞台上出現後，道士做法的各種事蹟，早已深入封建時期的朝野社會；可以說法術就是道士的專長；況且，道教的教義，多以道家與陰陽家的思想理論為主，與釋家並無關聯。
試想，深信道教教義的唐玄宗，有必要捨去當時為其賣命的諸多「道行高深」道士？反而下旨令與風水術無關的佛教出家人撰寫《滅蠻經》？如此，豈不一件令人感到奇怪的事情？此為二疑也！

（三）後代風水家之所以認為僧一行為《滅蠻經》之作者，風水著作《青囊序》：「蓋因一行擾外國，遂把五行顛倒編，以訛傳訛竟不明，所以禍福為胡亂。」之說「功不可沒」。
《青囊序》是少數幾本被紀昀收錄在《四庫全書》的風水著作。然而，紀昀對於此書作者之考據，也無法全然確定；故而僅以舊題「唐曾文辿撰」結論。因此，《青囊序》究竟是否為曾文辿所撰，已是難以證實矣。
問題是，該書所謂「蓋因一行擾外國」之說，確定就是指一行僧嗎？若是指一行僧；那麼，曾文辿之所憑為何？若有所憑的話，此句話卻又為何就是指《滅蠻經》？此為三疑也！

（四）唐朝被後代史學家認定的盛世時期有二；一是唐太宗之「貞觀之治」，另一則是唐玄宗之「開元之治」。
眾所周知，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的鼎盛時期，必有其必然的各種條件與因素，當然也包括了皇帝的氣度；並非是依賴風水術而已。更何況任何朝代盛世時期之朝野氛圍，必然是人人充滿了驕傲與自信。
因此，若從人性的角度來看時，無論是唐太宗或是唐玄宗下旨編撰《滅蠻經》的理由為何，如此將反而顯示出其人缺乏自信，方有悲觀地依賴頗具爭議性的風水作為；然而，若依常理來推敲的話，此作為似乎無此必要吧？況且，以此二帝王的恢弘氣度而言，應該也不會作出此種有違常理的小人行徑吧？例如，《貞觀政要．君道》：「為君之道，必須先存百姓，......若安天下，必須先正其身。」《務農》：「陰陽拘忌，朕所不行。若動靜必依陰陽，不顧理義，欲求福祐，其可得乎？若所行皆遵正道，自然常與吉會。且吉凶在人，豈假陰陽拘忌？」《辨興亡》：「後嗣若賢，自能保其天下；如其不肖，多積倉庫，徒益其奢侈，危亡之本也。」等；此為四疑也！
因此，六愚也認為僧一行編撰所謂《滅蠻經》的說法，也無法令人信服。

～～　待續　　～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