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位風水師談曹操高陵與喪葬文化的「不樹不封」「薄葬」(4)～台灣六愚

滾雪~曹操惟一筆跡(六愚)

四、曹操高陵薄葬觀念對於後世的影響
　　不可否認地，魏晉南北朝以後，薄葬風氣也成為當時喪葬文化的主流思想；其原因當然包括戰亂下的經濟凋敝、塞外民族簡單的喪葬文化、玄學與釋道兩教的思想等時代因素的影響；然而，身為統治者的宣導，以及以身作則的薄葬作為，卻是扮演著最為重要的角色；而曹操確實是做到身體力行，《終令》特別交代身後之事說：「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，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為壽陵。」《魏書．武帝紀》也有：「其規西門豹澗西原上為壽陵，因高為基，不封不樹。」「死後，如有不諱，隨時以殮，殮後即葬；葬畢，皆除服。其將兵屯戌者，皆不得離屯部；有司各率乃職；殮以時服，無藏金玉珍寶。」等。因此，曹操高陵也是依照古三王時期的「不樹不封」，也沒有留下可以為記的墓碑或是標誌；此種作為在圖讖迷信充斥，以及社會結構兩極化的漢代社會中，確實屬於異數。
　　更難能可貴的是在曹植《誄文》中的描述：「既以約終，令節不衰，既即梓宮，躬禦綴衣，璽不存身，唯紼是荷，明器無飾，陶素是嘉，既次西陵，幽閨啟路，群臣奉迎，我王安厝，窈窈玄宇，三光不入，潛闥一扃，尊靈永蟄，聖上臨穴，哀號靡及，群臣陪臨，佇立以泣，去此昭昭，於彼冥冥，永棄兆民，下君百靈，千代萬葉，曷時復形。」也就是說當曹操埋葬時，其壽衣依然是穿著平常補丁的衣服，玉璽也沒有隨葬，僅是象徵性地將平時綑綁印璽的絲帶放進去而以；當然，除了一些陶器外，也沒有任何金銀珠寶陪葬。同時，曹丕也有提到：「先帝躬履節約，遺詔省約；子以述父為孝，臣以繫事為忠。古不墓祭，皆設於廟；高陵上殿皆毀壞，車馬還廄，衣服藏府，以從先帝儉徳之志。」事實上，從當今高陵的出土後，可以發覺曹丕的說法，以及曹植《誄文》的描述，一點都不誇張。
　　而曹丕死後，也是遵照曹操的喪葬方式，不樹不封，儉約薄葬。更而特別以重話交代臣民不可違詔；《魏書．文帝紀》：「若違今詔，妄有所變改造施，吾為戮屍地下，戮而重戮，死而重死。臣子為蔑死君父，不忠不孝，使死者有知，將不福汝。其以此詔藏之宗廟，副在尚書、秘書、三府。」曹植為其兄所寫的《誄文》中亦有描述：「基於首陽，擬跡穀林，追堯纂唐，合山同阪，不樹不疆，塗車萏靈，珠玉靡藏，百神警侍，賓於幽堂，於是侯大隧之致功，陳元辰之叔禎，潛華體於梓宮，憑正殿以居靈，悼晏駕之既俟，感容車之速征，浮飛魂於輕霄，就黃墟以藏形，背三光之昭晢，歸窀穸之冥冥，嗟一往之不返，痛閟闥之長扃。」由此可見，曹丕的葬禮依然是遵照曹操的遺言。從另外角度觀察時，卻是凸顯出曹氏父子試圖改變東漢以來流傳在朝野之間的奢華風氣，以及提倡以薄葬替代秦漢以來厚葬的決心。
　　事實上，曹氏父子力行薄葬的行為，確實影響了魏晉南北朝幾百年間的喪葬風氣；其中當然也包括結束三國紛亂的西晉，以及北朝五胡十六國、南朝的東晉、宋、齊、梁、陳等朝代。
　　遺憾地是，在我國風水發展的過程上，魏晉南北朝這段期間的神鬼思維，已經與秦漢時代以前的觀念大為不同；而佛教「六道輪迴」的說法；以及道教長生不老的神仙術等思想，已經在民間廣為流傳。
　　因此，也造成在喪葬文化思想裡，除了禮制、風俗的思維之外，也多了宗教法術與六壬術的擇日下葬的趨吉避凶喪葬觀念。

五、後記
　　兩宋以後，曹操在後人的評價兩極化；然而，在仔細的觀察後，可以發覺歷史學家與民間社會的觀點迥然不同。
歷代歷史學家對於曹操的正面評價相當高，唐太宗將曹操比作殷商的伊尹及西漢的霍光；《三國志》更是以「非常之人，超世之傑」稱頌之；連毛澤東也公開讚揚曹操的歷史地位。
　　曹操的負面評價，應該是自東晉《世說新語》的假譎篇與忿狷篇開始；一直到元末羅貫中所著《三國演義》一書中之影響下，「治世之能臣，亂世之奸雄」的評語深入民心，也令曹操被後代民間社會罵得狗血淋頭；尤其是子虛烏有的「寧教我負天下人，不教天下人負我」一句話更是「千古名言」，因而也令曹操臭名滿天下。

　　六愚不禁感嘆，冤矣。　　

～2010年元月13日六愚為陳姓好友喪父之痛而寫。 ～～

圖片來源與參考資料：
１、《風水論》～六愚
２、《故宮文物月刊》306期～曹操高陵金何在？
３、河南文物網

~~完~~

一位風水師談曹操高陵與喪葬文化的「不樹不封」「薄葬」（３）～台灣六愚

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戢
曹操高陵墓道

三、從高陵的出土，探討我國「不樹不封」與「薄葬」文化的轉變
　　我國疆域遼闊，民族眾多，地理結構複雜，生活方式多元化，加上其他民族未有的風水文化，故而喪葬方式也較之其他民族更為多采多姿。
　　然而，任何的喪葬文化，大體還是離不開禮制、風俗以及宗教祭祀方面的思維。
　　事實上，在我國的春秋時代以前的喪葬作為，就是「不樹不封」；也就是《呂氏春秋．節喪》所說：「葬也者，藏也。」《禮記》：「葬也者，藏也，欲人之弗得見也。」《易．繫辭傳下》：「古之葬者，厚衣之以薪，藏之中野，不封不樹。」以及《方言》所謂：「凡葬而無墳謂之墓」的埋葬思維。清初柴紹炳《原葬論》解釋的很清楚：「葬者，藏也。藏之為言，使人勿克見也。孝子慈孫於親，死而葬之，不忍其有暴骨焉。於是始死有斂，斂而殯，殯已而葬。葬者，掩藏之，風雨霜露之勿侵，狐狸蠅蚋之無齧也。故蔂木裏而掩，上世為已愈於壑矣。」
　　因此，春秋時代以前的帝王們皆未有被發現其陵寢可為證據；例如，《尚書．太甲》：「太甲既立，不明，伊尹放諸桐。」（註：伊尹為商湯時期之名相，桐則是商湯之墓地。）《呂氏春秋．安死篇》：「堯葬於谷林，通樹之，舜葬於紀市，不變其肆；禹葬會稽，不變人徒。」《漢書．楚元王》也提到：「自黃帝始；黃帝葬於橋山，堯葬濟陰，丘壟皆小，葬具甚微。舜葬蒼梧，二妃不從。禹葬會稽，不改其列。殷湯無葬處。文、武、周公葬於畢，．．皆無丘隴之處。」《三國志．魏書》也有：「昔堯葬谷林，通樹之，禹葬會稽，農不易畝。」「封樹之制，非上古也」以及「壽陵因山為體，無為封樹，無立寢殿，造園邑，通神道。」東漢崔寔《政論》書中也說：「古者墓而不墳，文、武之兆，與平地齊。」等。
　　由此可見，在春秋時代以前，無論是王侯將相或是平民百姓的埋葬方式，都是「與平地齊」的「不封不樹」。
　　真正開啟墓上起墳之風氣者，卻是與孔聖人脫不了干係；《禮記．檀弓上》：「孔子既得合葬於防，曰：『吾聞之，古也墓而不墳。今丘也，東西南北之人也（註：指漂泊不定，居無定所者。），不可以弗識也。』於是封之，崇四尺。孔子先反，門人後，雨甚；至，孔子問焉曰：『爾來何遲也？』曰：『防墓崩。』孔子不應。三，孔子泫然流涕曰：『吾聞之，古不修墓。』」。
從《禮記》這段紀錄中，幾乎可以確定孔夫子就是「墓上起墳」、「祭祖」與「掃墓」三種傳統喪葬習俗的「始作俑者」。
　　因此，進入戰國時期以後，朝野社會紛紛效仿之。例如，以春秋到戰國這段期間的秦國來說，春秋五霸的秦穆公是以「不封不樹」的方式下葬；《漢書．楚元王》：「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，樗里子葬於武庫，皆無丘隴之處。」而眾所周知的秦始皇陵卻是大相逕庭。由此可知，墓上起墳風氣是在春秋戰國期間形成。
遺憾地是，自出現「墓上起墳」的習俗後，卻也直接或間接地造成後世喪葬制度的改變；因此也影響了後代的風水文化。
　　根據《周禮．春官．塚人》有所謂：「以爵等為丘封之度，與其樹數」的制度；即可知春秋戰國時期依受封爵位的高低，各有其應有大小高低的丘封禮制。然而，在周天子形同虛設的時代中，各據一方的諸侯們未能有效地遵循周朝體制；故而也有逾矩的現象發生。例如，楚召王之「昭丘」，吳王闔閭之「虎丘」等，都是以天子規格之丘封。
　　事實上，秦漢以前墓上起墳後的土堆，無論身分之高低，一律稱之為「丘」；其差異僅在形狀、方位，與土堆的高低大小而已。至於，墳墓名稱會出現諸如墓、墳、封、冢、丘、陵、塋、埔、崗．．等不同的稱謂（註：《方言》書另提到有培、愉、采、垠、壟、塿、撫等。），則是在漢代之後的事了。
　　無論如何，由於我國的習俗與禮制的規範，不同的身分，還是有不同稱謂；例如，聖人之墓稱「林」，如孔林；帝王之墓稱「陵」，漢高祖劉邦之「長陵」，漢武帝劉徹之「茂陵」．．等（註：秦始皇陵在歷史上並無正式之陵號。）；貴族之墓稱「冢」；官員或是富貴者之墓，稱「墓」；而平民百姓或是無主之墓則為稱「墳」。
另外，秦漢以後墓上土堆的形狀也有規定，其中尤以方錐形最貴，僅帝王方可用之；故而又稱之為「方上」。
　　再如，《白虎通．崩薨》有謂：「春秋之義，天子墳高三仞，樹以松；諸侯半之，樹以柏；大夫八尺，樹以欒；士四尺，樹以槐。」．．等，皆是墓上起墳的喪葬習俗出現後，依照身分地位所訂定的喪葬禮制。
　　因此，可以確定在春秋戰國時期以後，就已經沒有「不封不樹」的喪葬觀念了。
　　此外，與風水文化有關的喪葬事項；諸如起墳、修墓、植樹、棺槨．．等風氣，也都是在春秋時期所發生的重大變革。
　　要命地是，在聖人不良示範下的喪葬風俗，卻直接影響了受到儒家思想教化下的後代子孫；人們為了表示孝道，為了盡倫理道德上的心意，更而絞盡腦汁，用盡各種不同的手段，來表達墓主生前的身分及地位；故而「厚葬」的禮制觀念也同時被人們所接受。
　　事實上，若將厚葬文化的萌芽，全然歸罪在儒家思想上時，就有些冤枉了。在西元1987年，距今大約為六千八百年前河南濮陽西水坡喪葬遺址的出土，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。而殷商時期「生人祭祀」「活人陪葬」的風氣，更是離不開厚葬的思維。
　　然而，自周公「制禮作樂」，並把喪葬方式禮制化後，喪禮也成為「五禮」之一（註：五禮為吉禮、凶禮、賓禮、軍禮、嘉禮）。故而影響了儒家的喪葬思想；《論語．為政》：「生，事之以禮；死，葬之以禮，祭之以禮。」
　　嚴格說來，孔子所主張的喪葬思想，應該是在禮制原則下量力而為；《禮記．檀弓上》就提到：「喪禮，與其哀不足，而禮有餘也；不若禮不足，而哀有餘也。祭禮，與其敬不足，而禮有餘也；不若禮不足，而敬有餘也。」而這種喪葬思想，似乎被孟子與荀子這兩位先生扭曲而解讀成厚葬觀念。《孟子．公孫丑下》：「古者，棺槨無度，中古棺七寸、槨稱之，自天子達於庶人。非直為觀美也，然後盡於人心。不得，不可以為悅；無財，不可以為悅。得之為有財。古之人皆用之，吾何為獨不然？且比化者，無使土親膚，於人心獨無恔乎？吾聞之君子，不以天下儉其親。」
　　荀子則解釋的更詳細，《荀子．禮論》說：「禮者，謹於治生死者也；生、人之始也，死、人之終也，終始俱善，人道畢矣。故君子敬始而慎終，終始如一，是君子之道，禮義之文也。夫厚其生而薄其死，是敬其有知，而慢其無知也，是奸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。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，猶且羞之，而況以事其所隆親乎！故死之為道也，一而不可得再復也，臣之所以致重其君，子之所以致重其親，於是盡矣。故事生不忠厚，不敬文，謂之野；送死不忠厚，不敬文，謂之瘠。君子賤野而羞瘠，故天子棺槨七重，諸侯五重，大夫三重，士再重。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，皆有翣菨文章之等，以敬飾之，使生死終始若一；一足以為人願，是先王之道，忠臣孝子之極也。天子之喪動四海，屬諸侯；諸侯之喪動通國，屬大夫；大夫之喪動一國，屬修士；修士之喪動一鄉，屬朋友；庶人之喪合族黨，動州裏；刑余罪人之喪，不得合族黨，獨屬妻子，棺槨三寸，衣衾三領，不得飾棺，不得晝行，以昏殣，凡緣而往埋之，反無哭泣之節，無衰麻之服，無親疏月數之等，各反其平，各復其始，已葬埋，若無喪者而止，夫是之謂至辱。」
　　由此可見，同為儒家思想的孟子與荀子，在「性善」與「性惡」的觀點不同外，　對於「厚葬就是禮」的想法，倒是「有志一同」。
　　而這種儒家倫理道德上的喪葬思想，不但決定了我國千百年來喪葬文化的發展，同時也改變了風水陰陽宅的擇址、擇墓，以及與喪葬方面有關的思維與活動等。
戰國時期及秦漢以後，除了漢初施行黃老學說主張薄葬外，朝野之間幾乎都是充滿了厚葬思想；其中漢文帝更在遺詔中特別交代喪葬必須從簡。
以秦始皇陵的規模為例，根據《史記》的記載：「始皇初繼位，穿治驪山，及並天下，天下徒送詣七十萬人，穿三泉，下銅而致槨，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滿之。令匠作機弩矢，有所穿近者，輒射之。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，機相灌輸，上具天文，下具地理。以人魚膏為燭，度不滅者久之。」從當今已經出土的部份秦始皇陵的陪葬群相互比較之後，《史記》的描述似乎並不誇張。
　　而開創漢朝厚葬之風的漢武帝，根據《後漢書》引《漢舊儀．略載前漢諸帝壽陵》所描述的記載說：「天子即位明年，將作大匠營陵地，用地七頃，方中用地一頃。深十三丈，堂壇高三丈，墳高十二丈。武帝墳高二十丈，明中高一丈七尺，四週二丈，內梓棺柏黃腸題湊，以次百官藏畢。其設四通羨門，容大車六馬，皆藏之內方，外陟車石。外方立，先閉劍戶，戶設夜龍、莫邪劍、伏弩，設伏火。已營陵，餘地為西園後陵，餘地為婕妤以下，次賜親屬功臣。」以及《晉書．索綝傳》所說：「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，天下貢賦三分之；一供宗廟，一供賓客，一充山陵。」便可知其規模之龐大。
　　因此，兩漢期間的「黃腸題湊」、「金縷玉柙」．．等，種種的奢華喪葬作風充斥在朝野社會之間；難怪東漢思想家王符，在《潛夫論．浮侈》中不客氣的批評：「文帝葬於芷陽，明帝葬於洛南，皆不藏珠寶，不造廟，不起山陵。陵墓雖卑而聖高。今京師貴戚，郡縣豪家，生不極養，死乃崇喪。或至刻金鏤玉，檽梓楩柟，良田造塋，黃壤致藏，多埋珍寶偶人車馬，造起大塚，廣種松柏，廬舍祠堂，崇侈上僭。寵臣貴戚，州郡世家，每有喪葬，都官屬縣，各當遣吏齎奉，車馬帷帳，貸假待客之具，競為華觀。此無益於奉終，無增於孝行，但作煩攪擾，傷害吏民。．．．景帝時，武原侯衛不害坐葬過律奪國。明帝時，桑民摐陽侯坐塚過制髡削。今天下浮侈離本，僭奢過上，亦已甚矣！」

　　寫道此，六愚不禁莞爾；難怪曹操在缺乏軍餉之下，會動起盜墓的念頭。
　　然而，曹操這種被天下人罵了一千八百多年的盜墓行為，若是從更寬容的角度來看時；此舉至少是動在帝王以外，以及一些生前不知民間疾苦的死人身上，若是將此觀念強壓在帝王陵寢或是活人身上時，恐怕將使當時夠亂的天下局勢更加紛亂。
　　不過話說回來，曹操高陵的不封不樹，應該就是《禮記》：「葬也者，藏也，欲人之弗得見也」的思維；因此，曹操高陵的葬式，也是屬於一種古葬禮，並沒有違反喪葬禮制。當然，也不是基於擔心高陵被後人盜墓所安排的葬法。

~~待續~~

一位風水師談曹操高陵與喪葬文化的「不樹不封」「薄葬」（２）～台灣六愚

魯潛墓志

西門豹祠

二、曹操高陵「七十二疑塚」說法之探討
　　有關曹操所謂「七十二疑塚」之說，自古以來在民間社會中，早已鬧得沸沸揚揚，煞有其事。
　　然而，此事當真？
　　事實上，要說明曹操是否有「七十二疑塚」之說，就必須先探討曹操是否為「密葬」方式下葬說起。
　　根據曹丕《為武帝哀策》：「痛神曜之幽潛，哀鼎俎之虛置，舒皇德而詠思，遂腷臆以蒞事，矧乃小子，夙遭不造，豭豭在疚，嗚呼皇考，產我曷晚，棄我曷早，群臣子輔，奪我哀原，猥抑奔墓，俯就權變，卜葬既從，大隧既通，漫漫長夜，窈窈玄宮，有晦無明，曷有所窮，鹵簿既整，三官駢羅，前驅建旗，方相執戈，棄此宮庭，陟彼山阿。」曹植的《誄文》：「於惟我王，承運之衰，神武震發，群雄殄夷，拯民於下，．．．棄離臣子，背世長終，兆民號咷，．．．既次西陵，幽閨啟路，群臣奉迎，我王安厝，窈窈玄宇，三光不入，潛闥一扃，尊靈永蟄，聖上臨穴，哀號靡及，群臣陪臨，佇立以泣，去此昭昭，於彼冥冥，永棄兆民，下君百靈，千代萬葉，曷時復形。」以及《晉書．宣帝紀》上也清楚地記載：「及武帝薨於洛陽，朝野危懼。」等的描述，便可知當時曹操並非是密葬。
　　嚴格說來，以曹操的時代背景，以及當時魏王之權勢與當朝丞相的身分地位而言，若要以密葬的方式下葬的話，要如何向天下、各路諸侯及通使的外邦交代？
　　由此可知，曹操的葬禮絕非密葬；因此，曹操逝世之後，應該也沒有安排所謂「七十二疑塚」。
　　然而，所謂曹操「七十二疑塚」之說，又從何而來？
　　根據晉朝陸機《吊魏武帝文》中提到：「揮清弦而獨奏，薦脯糒而誰嘗？悼繐帳之冥漠，怨西陵之茫茫。登雀台而群悲，佇美目其何望。」南朝陳張正見：「可惜年將淚，俱盡望陵中。」以及鮑照《西門豹廟》：「漳流名磴石，銅雀影秋林。」謝脁《同謝咨議銅雀台詩》之：「穗帷飄井幹，樽酒若平生；鬱鬱西陵樹，詎聞歌吹聲。」《全唐文》、《太平御覽》及《資治通鑒》的記載，唐太宗李世民在貞觀十九年（註：西元645年），征高麗途中，曾經前往高陵弔謁，並寫下一篇祭文（註：據北宋《太平御覽》之《唐太宗皇帝祭魏武帝文》：「夫大德曰生，資二儀以成化；大寶曰位，應五運而遞昌。貴賤廢興，莫非天命。故龍顏日角，顯帝王之符；電影虹光，表乾坤之瑞。不可以智競，不可以力爭。昔漢室三分，群雄並立。夫民離政亂，安之者哲人；德喪時危，定之者賢輔。伊尹之匡殷室，王道昏而複明；霍光之佐漢朝，皇綱否而還泰。立忠履節，爰在於斯。帝以雄武之姿，常艱難之運。棟樑之任，同乎曩時；匡正之功，異乎往代。觀沉溺而不拯，視顛覆而不持，乖狥國之情，有無君之跡。既而三分，肇慶黃星之應，久彰五十啟期，真人之運斯屬，其天意也，豈人事乎？」）以及唐朝時期與西陵有關的大量詩句，諸如王勃《銅雀臺》：「金鳳鄰銅雀，漳河望鄴城。君王無處所，台榭若平生。舞筵紛可就，歌梁儼未頃。西陵松檟冷，誰見綺羅情。」劉長卿之：「嬌愛更何日，高臺空數層。含啼映雙袖，不忍看西陵。漳河東流無復來，百花輦路為蒼苔；青樓月夜長寂寞，碧雲日暮空徘徊；君不見鄴中萬事非昔時，古人何在今人悲；春風不逐君王去，草色年年舊宮路；宮中歌舞已浮雲，空指行人往來處。」張氏琰：「君王冥寞不可見，銅雀歌舞空徘徊；西陵嘖嘖悲宿鳥，空殿沈沈閉青苔。青苔無人跡，紅粉空相哀。」沈佺期：「昔年分鼎地，今日望陵台；一旦雄圖盡，千秋遺令開；綺羅君不見，歌舞妾空來；思共漳河水，東流無重回。」其他尚有劉商、李邕、喬知之、歐陽詹、．．．等詩句，便可知曹操高陵的位置，在唐朝以前是相當明確的。
　　只不過從這些唐朝的詩句中，亦可得知當時的高陵，已經是一片寂寥矣。
　　根據歷史文獻的資料而言，曹操「七十二疑塚」之說，應該是從宋朝之後才開始在民間社會中傳開。
　　南宋范成大在《七十二塚》中提到：「疑塚在講武城外，森然彌望，北人比常贈封之：一棺何用塚如林，誰復如公負此心。聞說群胡為封土，世間隨事有知音。」羅大經在《鶴林玉露》中也有：「漳河上有七十二塚，相傳云曹操疑塚也。」而俞應符《七十二座疑塚》詩中有：「生前欺天絕漢統，死後欺人設疑塚；人生用智死即休，何用餘機到丘壟。人言疑塚我不疑，我有一法君未知，直須盡發疑塚七十二，必有一塚藏君屍。」京鏜《曹操疑塚》詩則有：「疑塚多留七十餘，謀身自謂永無虞；不知五馬同槽夢，曾為兒孫遠慮無？」等；而在北方金朝的楊奐在《山陵雜記》也提到：「曹操沒後，恐人發其塚，乃設疑塚七十二，在漳河之上。」便可知在兩宋期間，就已經有了「七十二疑塚」之說。
　　事實上，「七十二疑塚」之說與醜化曹操奸詐欺世的傳言，有著不可分割的連帶關係；其原因是南宋的偏安政權，認為北方金朝政權奪取其江山與曹操篡漢的作為無異，故而從此也開始醜化曹操；而北方則是以曹操為英雄豪傑，並將錯就錯以七十二疑冢祭祀，並年年封土；久而久之，曹操疑冢之傳言因此而不脛而走；《鶴林玉露》：「北人歲增封之。范石湖奉使過之有詩云：『一棺何用塚如林，誰復如公負此心；歲歲蕃酋為封土，世間隨事有知音。』」
　　元代以後，「七十二疑塚」之說已經在民間社會廣為流傳；元葛邏祿乃賢《河朔訪古記》卷中有清楚的描述：「魏武高平陵。在鄴鎮西南三十里。周圍二百七十歩，高一丈六尺。十二月，予登銅爵台，西望荒邱煙樹。永寧寺僧指示余曰：『此曹公之西陵也。』曹操疑塚。在滏陽縣南二十里，曰講武城，壁壘猶在。又有高臺一所，曰將台。城外高邱七十二所，參錯佈置，巋然相望，世云曹操疑塚。初，操之葬，以惑後人，不致發掘故也。塚間有曹公廟，殿屋甚華麗。廟北一高邱，之前巨碑一通，螭首龜趺，齊思王之碑，姜一芝所撰云。西望西陵不十餘里，煙樹歷歷可見。十二月，予按轡其間，自午抵暮，縱橫出入塚中，不知所鄉。噫！何其用心之詐也，使操能見武侯八陣圖，則有愧多矣。」而陶宗儀《南村輟耕錄》也有：「不知老騰（註：曹操）之骨，必不在七十二家之內耶。」
　　明英宗天順年間，《大明一統志》：「曹操疑塚：在講武城外。凡七十二處，森然彌望，髙者如小山，布列直至磁州而止。」正統年間曹安之《讕言長語》也有：「又如曹操作七十二疑塚，使人不可尋。」而萬曆年間的地理學家王士性在《豫志》中也說：「余謂以操之多智，即七十二塚中，操屍猶不在也。」明末潘光祖《匯集輿圖備考》：「考曹操疑冢在磁州，凡七十二處。按疑冢在彰德府講武城外，凡七十二處，森然彌望，高者如小丘，布列至磁州而止。」
清朝時期徐乾學在《讀禮通考》中說：「曹操篡漢有天下，歿後恐人發其塚。乃設疑塚七十二，在漳河之上。」《讀史方輿紀要．講武城》：「講武城在故鄴城北漳水上。磁州南二十里亦有講武城；皆曹操所築也。又操有疑塚，凡七十二處，在漳水上，自講武城外，森然彌望，高者如小山布列，直至磁州而止。」而黃協潤有《七十二疑都詩》曰：「人言疑家我不疑，我有一言告君知；七十二外埋一家，更於何處求君屍。」蒲松齡《聊齋志異》批評道：「後賢詩云：『盡掘七十二疑塚，必有一塚葬君屍。』寧知竟在七十二塚之外乎？奸哉瞞也！然千餘年而朽骨不保，變詐亦復何益？嗚呼，瞞之智正瞞之愚也！」等。
　　事實上，南宋以後由於曹操負面的評價，以及七十二疑冢之說的流傳，加上有些地方志提供了高陵似是而非的說法，以至於另後代之考古學家難以窺及高陵之正確位置，也令歷代的盜墓者有無從下手之感；倒楣的是葬在傳說中高陵位置附近一些不同朝代的貴族冢墓，竟然也成為盜墓者覬覦高陵財物下的直接受害者。

~~待續~~

一位風水師談曹操高陵與喪葬文化的「不樹不封」「薄葬」(1)～台灣六愚

發現高陵實際位

一位風水師談曹操高陵與喪葬文化的「不樹不封」「薄葬」～台灣六愚

　　中國最近考古界最熱門的話題，莫過於曹操高陵的發現。
　　根據大陸新聞界的新聞稿，以及中國河南省文物局考古團隊所發表的文章等，皆證實了曹操高陵的實際位置是在河南省安陽縣安豐鄉西高穴村。
　　此一重大發現，對於三國時期曹魏的歷史考據，以及文獻與曹操有關的記載，應該也有其積極正面的考據價值。
　　因此，六愚姑且趁此股潮流，就有關曹操高陵之所知，以及從風水喪葬文化發展的角度，發表個人之淺見。

一、高陵發現的實際位置與歷史文獻記載的比較：
　　曹操是在東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庚子（註：西元220年3月15日）病逝於洛陽，享年66歲；《三國志．魏書．武帝紀》：「庚子，王崩於洛陽，年六十六。」
　　曹操逝世後，其靈柩是從洛陽運回鄴城；《三國志．魏書．賈逵》：「太祖崩洛陽，逵點喪式。．．遂奉梓宮還鄴。」《三國志．魏書．夏侯尚》：「太祖崩於洛陽，尚持節，乃奉梓宮還鄴。」以及《晉書．宣帝紀》：「及武帝薨於洛陽，．．帝（註：司馬懿）綱紀喪事，內外肅然；乃奉梓宮還鄴。」等，皆有提到曹操是病逝於洛陽，將靈柩於當年二月運回鄴城的記載。
　　然而，鄴城在何處？
　　鄴城是我國古代之地名，位置大約在今河北邯鄲臨漳縣與磁縣交界處；是春秋時期五霸之首齊桓公所建，也是我國華北平原上的重要城市；到了戰國時期，則是屬於魏國領地；而有關治鄴的故事中，則是以西門豹最為後人所津津樂道。
　　到了三國時期，鄴城是屬於魏都；故此，若依時代背景的角度來探討曹操的思維時，六愚懷疑曹操應該是抱持著稱霸諸侯，並以齊桓公相同思維的「尊王攘夷」政治目標，並無稱帝之野心。
　　事實上，漢末時期的鄴城也是袁紹的根據地，並也歷經了十六國時期的後趙、冉魏、前燕，以及北朝東魏、北齊等政權在此建都。遺憾的是，此城在西元580年因隋文帝楊堅與尉遲迥之戰而幾乎被焚毀滅城。清朝顧祖禹《讀史方輿紀要．鄴城》有詳細的記載：「舊在縣西二十里。春秋時，齊桓公所置。管子曰：『築五鹿、中牟、鄴以衛諸侯是也。』後屬晉。戰國屬魏，文侯二十五年，任西門豹為縣令。．．初平二年，袁紹自為冀州牧，鎮鄴。建安九年，操攻鄴，．．十五年，建鄴都，作三台。曹丕篡位，號為五都之一。晉仍為魏郡治。．．咸康初，石虎徙都焉。升平初，慕容雋亦都之。苻秦滅燕，仍為冀州治。．．天平初，歡遷魏主都此。二年，作新宮於鄴，築鄴南城，周二十五里。元象二年，復城鄴。．．其後高洋篡位，亦居南城。後周建德六年，滅齊，置六府於鄴城。宣政初，移六府於洛陽，以相州為總管府。大象二年，尉遲迥起兵討楊堅，堅使韋孝寬擊平之。乃焚燒鄴城，徙其居人南遷四十五里，以安陽城為相州理所，仍名鄴，而改舊鄴縣為靈芝縣。隋開皇十年，復鄴縣為安陽，而靈芝仍為鄴縣，縣治即故鄴都之大慈寺。唐貞觀七年，築鄴縣治所小城，仍屬相州。．．」
　　接著再根據《三國志．魏書．武帝紀》：「二月丁卯，葬高陵。」以及曹操逝世前二年，也就是建安二十三年（註：西元218年）六月，所頒佈的《終令》中提到：「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。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為壽陵，因高為基，不封不樹。」並在逝世之當年又頒佈了《遺令》交代說：「吾死之後，葬於鄴之西岡上，與西門豹祠相近，無藏金玉珠寶。」由此可見，曹操確實是葬在鄴城附近，而高陵的位置應該是與西門豹祠息息相關。
　　問題是，西門豹祠又是在那裡？
　　事實上，西門豹祠早在西元558年4月已經被北齊文宣帝高洋所毀。根據《北齊書．文宣帝紀》記載：「七年春正月甲辰，帝至自晉陽。于鄴城西馬射，大集眾庶而觀之。．．．九年春．．三月丁酉，帝至自晉陽。夏四月辛巳，大赦。是夏，大旱。帝以祈雨不應，毀西門豹祠，掘其塚。」以及《邯鄲歷史大事編年》則是記載：「北齊大旱，文宣帝高洋以祁雨不靈，毀西門豹祠，掘其墓葬。今鄴城西漳河南岸西門豹碑石為宋代所立。」等，皆有提及。
然而，魏文帝曹丕《述征賦》中則有提到：「羨西門之嘉跡，忽遙睇其靈宇。」而酈道元《水經注》也有：「漳水又東北，逕西門豹祠前。」《晉書．符堅》則說：「苻堅字永固，一名文玉，雄之子也。．．．其母苟氏嘗游漳水，祈子於西門豹祠，其夜夢與神交，因而有孕，十二月而生堅焉。」晉朝陸機《吊魏武帝文》中也提到：「葬於部之西崗上，與西門豹祠相近。」等，一些文獻上的記載中，皆有提到鄴城、漳水與西門豹祠的相關位置。亦即古西門豹祠的位置大約在古鄴城之西方，漳河的南岸附近。
　　再而根據出土的後趙建武十一年（註：西元345年），大僕卿駙馬都尉魯潛墓誌上，所記載：「墓在高決橋（註：高決橋應該為高穴橋，古代決與穴字通。）陌西行一千四百廿步，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，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，北迴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。」唐代李吉甫《元和郡縣圖志》相州鄴縣記載所提到：「魏武帝西陵（註：高陵亦稱西陵，後世因其地處於鄴城西方而稱之。），在縣西三十里。」以及元朝史學家胡三省《通鑒》也說：「高陵在鄴城西，操令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為陵是也。」的具體方位等，與上述種種文獻資料的位置比較後，當今河南省安陽縣安豐鄉西高穴村的古陵墓，應該就是曹操高陵無疑。
　　由此可以推斷，曹操生前應該沒有特別安排所謂「七十二疑塚」之布局事件。
~~待續~~